长春武术培训 长期以来,华夏儿女自称为炎黄子孙,而与炎黄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华夏先祖“蚩尤”则鲜有提及。1995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陆镇藩、龙明伍等代表提出关于“请中央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一词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案。1995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作了肯定的答复。1995年9月在河北涿鹿县举办的“全国首届炎黄蚩三始祖文化研讨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蚩尤应同炎黄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蚩尤才正式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堂。
我个人认为:炎帝、黄帝、蚩尤这三位中华人文始祖,按其特长与功绩,可分别称炎帝为中华农耕文化之始祖,有神农尝百草、种五谷之说;黄帝为中华织造文化的始祖,有轩辕作衣裳、造舟车之说;而蚩尤则是中华武术文化的始祖,因其有“兵主”之称,有蚩尤作五兵、创刑法之说。
现在,许多地方都在争蚩尤故里,如:山东的阳谷、钜鹿,陕西的解县,河南的新郑,河北的涿鹿,山西的运城,江西的萍乡,贵州的凯里,湖南的新化、安化等。大家都引经据典各执一词。所引用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最多最具权威的是《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其他有引用《水经注》、《太平寰宇记》说该地有蚩尤城、蚩尤泉的;有引用《皇览·墓冢记》说该地有蚩尤冢的;有引用《史记》、《汉书》、《述异记》、《苗族简史》等说当地有蚩尤祠、蚩尤庙的;有说在当地发现了记载蚩尤屋场石碑的;也有说当地有蚩尤寨的。
可以说,数千年来,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东至山东东平,南至川、黔、湘的广大地区,关于蚩尤的传说和礼祀蚩尤的风俗经久不衰,按《左传》中“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这些礼祀蚩尤的广大地区,应该都有着为数众多的蚩尤后裔,才能形成和保持这种礼祀蚩尤的民俗。也可以说这些地区都能称之为“蚩尤故地”。虽然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都可称之为故地,但他真正的故里,即其出生地却只能有一个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湖南新化。
我们首先抛开有争议的问题,先谈已被公认的史料:
蚩尤与黄帝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此战,蚩尤是失败者,其余部在战败后退回南方;
炎黄是华夏主体民族的始祖,蚩尤是九黎、三苗等华夏少数民族的始祖;
蚩尤及南方少数民族和楚地之人一直被称为南蛮;
黄帝曾“南至于江,登熊、湘”。
以上几点是大家所公认的,由此,我认为蚩尤的故乡乃至于大本营不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之地,也不在川黔之地,而应在楚地湖南!在佛门大德“圣辉”大师的《“蚩尤故里”研究初探》一文中提到:“史料中有关蚩尤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的记载,不能证明蚩尤的生息之地即是涿鹿,倒是证明了蚩尤和他的九黎部落是从南方进入中原,最后又退回南蛮之地。而这‘退’字的措辞,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黄帝当时发明的‘指南车’也暗示了蚩尤故乡的方位是在南方。指南车与司南、指南针在指南的原理上截然不同,不是利用地磁的效应,而是利用差速齿轮原理,根据车轮的的转动,由车上木人指示方向。黄帝所造的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立有一个木人,一手伸臂直指,只要在车开始移动前,设定方位即可。由于蚩尤的老巢在南方,黄帝才将指南车的方向设定为南方,否则可称‘指北车’、‘指西车’、‘指东车’等。因此,指南车并非普通的战车,而是辨别方向的工具。‘指’还有穷追猛打的意思,南方路途遥远,要造兵车装运士兵,直指南方,如果短距离作战,也用不着发明定向的指南车;黄帝轩辕到了湖南,而且还登了‘熊湘’,清道光《宝庆府志》引南宋《方舆胜览》明确说明,熊山即湖南新化的大熊山,湘山即洞庭的君山。在数千年之前交通极不发达,黄帝若不是为了直捣蚩尤的老巢,跑到湖南的边远山区去干什么?……所以,从史料中和当代学者的论述中,拈出共识的地方,来形成新的论点以说明蚩尤的故乡是湘中地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圣辉大师的这一论断,我非常地赞同。我从所接触到的各种文字资料认为:蚩尤的出生地是湘中古梅山地区的大熊山。这个论断足以和论证蚩尤故里在其他地方的论断享有平等的可信度。另外,我要着重提到的是民风、民俗、民族个性、民族特长是考证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不容忽视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而起源于新化并流传至今、历史悠久、古朴神秘、内容丰富、套路繁多的梅山武术,则是证明远古战神蚩尤的故里即在新化的活化石,这也是证明蚩尤故里在新化比证明蚩尤故里在其他地方的任何论据都更有力的论据。
古梅山,位于湖南省中部,地跨新化、安化、冷水江全境及新邵、涟源、隆回、溆浦、桃江等县市的部分地域、莽莽苍苍,绵延千里。梅山被称为“南蛮”的世居地。从已有的史料可知,所谓“南蛮”其实就是蚩尤部族的后裔,在蚩尤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失败后,遗族退回南方,经过漫长的变迁,一部分被逐步融合、消亡,一部分被分化为许多的“少数民族”,其所属地域也逐步变成了“王土”,只有蚩尤的老家梅山,凭借其险峻的地势和可耕可猎的生存环境,以及强悍的武功和拢络人心的原传宗教,坚持了数千年,直到中原王朝更替到宋朝,才最终“归服王化”,有了“安于王化”的安化县和“新归王化”的新化县。
作为苗瑶等民族发祥地的古梅山,不仅是蚩尤部族的世居地,还是原始巫术的发源地,盛襄子所著的《湖南苗族史述略》就有“苗瑶盖为中国巫教的首创者”的论述。“巫”在中国文化处于原始状态时,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掌握巫术的巫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世俗影响,所谓“巫通天人,王为巫首。”蚩尤就是梅山蚩尤部落以及后来的九黎部落的“巫首”。梅山地域的原传宗教“梅山教”是原始“巫教”的传承者,在梅山“归服王化”后,才逐步演变成一种有着多神信仰的准宗教,所信鬼神之多可称中国之最,而最敬重者则是有梅山教主之称的张五郎。梅山的张五郎可说是蚩尤老祖的化身,其头下脚上的倒立塑像和“翻天倒地张五郎”的称呼(或称“翻坛倒峒张五郎”),完全是蚩尤后裔们,对蚩尤老祖和自己所受不公待遇的反抗思想之体现。
我们知道要论证一个人物或一段历史,可以从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证。在物质的考证上,有碑记、壁画、文物、史书、诗文、宗教典藏、宗族谱籍和地下埋藏物(遗址、墓葬、化石)等;非物质的考证上,有传说、民俗、宗教信仰、民族特长、民族个性等。其中史书又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官方的记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可说史属官方,而民无权、无力、无胆、也无义务去专门修史,但民间的传说却不受制于天子之意,有时反而更准确。
对于蚩尤,因其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中都是叛逆的代表,在正史中对他的记载,其公正性实在值得怀疑。同时,最早有关蚩尤记载的正史《史记》的成书时代,距远古炎黄蚩尤时期,比之今日距《史记》成书之时还要遥远,其所言蚩尤之事的可信度,与今日对远古蚩尤的考证猜测无异。甚至,因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考证资料,比司马迁当时条件下得到的考证资料更多更全面,所以,我们的考证结论或许比太史公的更为准确也未可知。因此,我认为对蚩尤及其故里的考证,最有力、最自然、最可信、最权威的证据还是民间的习俗、风气、语言、文化个性、民族特长等。其他如涿鹿的蚩尤城、蚩尤泉,运城的蚩尤城,阳谷的蚩尤冢,东平、徐州、太原的蚩尤祠,川黔的蚩尤庙,安化的蚩尤寨、新化的蚩尤屋场等,都不足证明。就如任何史、书、碑、墓都不能否定、驳倒用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的人种表征和语言、习俗以及民族特长、民族个性来证明远古欧洲人是今日欧洲人的祖先;而不能以之证明我们黄皮肤的炎帝黄帝是今日欧洲人的祖先,反之亦然。更何况后世之史料本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民间的习俗、风气及民族性格、民族特长,与蚩尤最为相近的地方,只有古梅山中心地域的湖南新化。
新化是古梅山峒蛮居住的中心地区,是苗瑶祖庭,是“巫教”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梅山武术的发源地。新化自古以来就民性好武,其强悍恶欺的民性和“霸蛮”的民风,影响了整个梅山地域以及整个湖湘,在《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以死来唤醒民众的新化人陈天华身上,我们就能看到“梅山蛮”那宁折不弯的风骨。
在中国历史上,梅山地区直到北宋神宗之前,都是以较为特殊的形式、地位、关系而存在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难在史志中找到有关梅山归服王化前对梅山武术的正面记载,但仍可从一些文史资料的字里行间看到对梅山武术的描述,如北宋神宗开梅建县后的安化县第七任知县吴政尧在其所作的《开远桥记》中对当时的梅山描述道,“……民居十峒之中,食则燎肉,饮则饮藤,衣制斑斓,言语诛离,出操戈戟,枕居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时任驻长沙的武安军节度推官,开梅置县后,曾到新化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吴居厚所写的《梅山十绝句》中也有“峒里山川多斗绝,腰间刀剑习如神”的感叹。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梅建县之前,梅山地域几乎人人习武(出操戈戟,枕居铠弩),并且都有着比较高深的造诣(腰间刀剑习如神)。这也是梅山蛮能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中,以区区千里之地对抗庞大的中原王朝的原因之一。至于梅山武术与蚩尤的关系,可以从梅山地域的发展史,梅山武术传人的传承仪式,梅山武术功法及武术器械,梅山与苗瑶等民族的关系,梅山武术发源地新化的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加以证明。
梅山武术以地为名,发源于古梅山中心地域的新化县,流传于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属南拳系。在中国武术流派中,梅山武术一直以古老神秘而著称,说其古老,是因为梅山武术是当今中国武术流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并能很好地保留古传武术功法与技击精髓的优秀武术拳种流派;说其神秘,则因为其在练功中除了其他流派中常用的“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以外,尚有人们感到神秘莫测的“铁牛水”、“雪山水”、“化骨水”等带有巫术色彩的练功方法,其文化传承有着浓郁的“梅山教”、“师公教”等梅山原传宗教的色彩,还有“神打”、“药打”等。早在明代许仲琳所作的《封神演义》中就有梅山七怪的描述,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写的梅山六兄弟,更是连神通广大的孙猴子都败在他们手下了。由此可知,古老神秘的梅山武术早在明代就已在民间各地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远在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的许仲琳和淮安府(今江苏省淮安市)的吴承恩都能有所闻,并在他们的小说中塑造出一批与梅山有关的艺术形象。而梅山武术这古老神秘特色的形成,则是与梅山地域独特的历史分不开的。
可以说梅山地域的发展史,就是梅山武术的发展史。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出,早在远古时期,古梅山地域便有我们的先人们在此生活,而梅山武术也就在远古先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开始萌芽,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观其禽技,仿其兽姿。”创造了最为实用的格斗技能,但这些早期的原始格斗技能仍属于生产、生活技能的范畴。随着蚩尤部族的兴起,古梅山人为争夺渔猎之地,与其他部族发生了矛盾与战争,作为梅山王者的蚩尤,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勇武,创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作五兵)等战斗兵器,并在每次战斗前后所举行的巫事祭祀武舞中,将那些在以往战斗和狩猎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一拳一脚、一击一刺逐步溶入其中,并带领族人进行着反复的模仿与练习,使其从生产技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战斗技能,形成了原始的梅山武术,并以此而在屡次的战斗中获得胜利,从而得以组建九黎部落集团。而随着九黎、三苗、有苗、楚蛮的战败,退回老家梅山的蚩尤后裔们,凭险而守,开始了漫长的“化外蛮夷”生涯,经过长期战争检验并发展起来的梅山武术,则在这相对独立的封闭环境中,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完善与进化,从而使梅山武术那种古老神秘的特色得以持续保留并逐步定型,成了梅山人“集众练武以抗朝廷”的保证。
直到宋神宗开梅建县后,朝廷对梅山的“蛮酋”们实施安抚、分化,解除了公开对抗朝庭的武装组织,使梅山人集众练武以抗朝廷的活动得以终结,但蛮民们好武恶欺的民性,出操戈戟、枕居铠弩的生活习惯却难以根除。只能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诱导、教化,如推广儒学、将中原的民俗渗入梅山,在新化建县之初,即创办县学学宫“于县署之东南隅”。内置“明伦堂”为士子习经之处,在历届官府的大力提倡下,新化文风日盛,作为居于中华传统思想正统地位的孔孟仁学,在朝庭的刻意推广下,对新化的影响日深,特别是其伦理道德观念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此后的梅山人,梅山武术的各代传人当然也不例外。同时,朝廷鼓励和支持道教、佛教等中原地区流行的宗教进入梅山,促使梅山本土宗教进行改良。这些措施给相对封闭的梅山带来了种种变化,也使梅山武术逐步从军事格杀型武术向民间艺术型武术转型,在其信仰中除了梅山原有的“信巫鬼、尚淫祀”之外,也增加了一些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和养气修身的道家学说,以及因果报应的佛家学说,也就有了靖康年间,新化县民在金兵攻汴京时“荷戈裹粮,拥知县杨勋北上,昼夜疾驰赴汴”的勤王之举。新化这次靖康勤王的武装组织应是类似于弓箭社、霸王社的民间武术组织,是梅山武术开山立派的前身,但梅山武术的正式开派则与梅山的本土宗教——梅山教、师公教有着莫大的关联。
前文已经提到,梅山教、师公教和梅山武术传人共同敬奉的祖神,就是蚩尤和张五郎。在梅山武术传人们所祭拜的祖神中,从头上长角的蚩尤,到翻天倒地的张五郎,可以看出,梅山武术一直传承着蚩尤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一直在塑造着梅山人强悍恶欺、“霸蛮”的民性。传说中的蚩尤铜头铁额、口吞沙石,而梅山武术功法中的“铁牛水”、“桶子功”等可使练习者体硬如铁、抗击抗打,能头顶开砖破石;“化骨水”可口吞瓷碗、生嚼灯管等很好地诠释了蚩尤铜头铁额、口吞沙石的传说;梅山武术中打虎钯、巡山钯、铁尺等武术器械的外形,都有一双弯如牛角的分枝,冥冥中在纪念着蚩尤老祖那头生双角的形象;从蚩尤所建立的九黎部落到后来的三苗部落,再到梅山武术传人们收徒授艺时所收的拜师礼为三块三毛三(或三十三块三、或三百三十三、或三千三百三),也喻示了梅山武术对九黎三苗的纪念和承续。
可以说起源于巫事祭祀、发展于频繁战争中、创派于本土宗教基础上的梅山武术,其古老神秘、古朴无华的风格,完全是战神蚩尤文化精髓的承续,是文化界武术界的活化石,是战神蚩尤故里的最好佐证!而深受梅山武术影响的一代代新化人,更是蚩尤精神的传承者,民俗信仰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新化那强悍恶欺和“霸蛮”的民俗民风,以及对梅山教、师公教的信仰偏爱,无不证明了蚩尤的籍贯就在梅山中心地域的新化!梅山应是海内外华夏儿女中武术爱好者朝拜的武林圣地!